[摘要]：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工小说中，不同的休闲娱乐方式与空间，超出了仅仅是满足弥补精神空虚文化饥渴的视觉需求的物理空间，更重要的还是一个可以读解的“符号文本”。通过这个“符号文本”来表征农民工和城市上层人士不同个体的身份地位和社会认同。大众化集体化低廉的休闲娱乐场所是农民工们“城市”身份的心理上自我认同的符号性空间；而高贵典雅价格昂贵的休闲场所成为城市上层人士确立自己品味高雅、权高位重的成功者形象，彰显自我身份地位优越性的符码。

　　论文关键词：休闲娱乐，身份区隔，身份建构，符码

　　
　　休闲娱乐是人们工作之余闲暇时间自由安排的活动。休闲方式和娱乐空间的选择的不同成为超越经济资本衡量标准的区分阶层的又一个区隔因素。在物品极大丰富和电子网络盛行的时代，人们的消费欲望不断地被刺激膨胀，同时消费趣味追随着时尚而瞬息万变，从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转变为展示个性，表达自我的符号性消费。休闲娱乐在物质文明和文化产业的带动下，从着重于消除疲劳养精蓄锐的阈于小家庭内部的休闲过渡到释放感性、舒展被压抑的个性、展示品味、表现自我和社会地位的面向社会的休闲。在社会这个大场域中，休闲娱乐方式的选择是身份地位、生活风格、个性品味的选择，是身份建构的符号性消费。

　　
　　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工小说作品中，刻画了一批两手空空、一身褴褛、没有教育制度认可的学业文凭，也没有养成高贵优雅的审美性情和文化品味的进城农民工。不堪忍受的工作条件和微薄的收入，迫使他们不得不通过利用有限的闲暇时间躲避逼仄的现实生活工作环境的压抑，麻痹自我。在“歧视性文化空间”里，在城市文化规约下，他们仅能消费得起的只是五块钱一次的“大众录像厅”、低廉的“穷鬼大乐园” （《吉宽的马车》）、门票两块钱的“民工舞厅”（《哥俩好》）、露天广场（《泥鳅》）等等。在这些大众化集体化低廉的消费场所，通过非理性的行动，诸如做爱、唱摇滚歌曲、疯狂表演的行为方式，表达对现实的反抗，对权力理性的颠覆。在这种“昏暗的、颓废的、感官的、动摇的、无法自持的空间”里，“人们释放感性，驱逐灵魂”。无论是在昏暗的龌龊的人头攒动的“民工舞厅”、“大众录像厅”里舞动身躯，交易性的做爱，还是在充满激情与感性的“穷鬼大乐园”里嘶声力竭地唱歌、吼叫，他们都是在尽可能地释放白天机械般的工作所带来的压抑和疲惫；逃避权力的控制与规约；摆脱“他者”地位的束缚，找回迷失的主体自我。

　　
　　鞠福生、二哥吉中（《吉宽的马车》），蔡义江、国瑞（《泥鳅》），哥哥（《哥俩好》），大宝、春妹（《我们的路》）等由乡进城的干苦力活的农民工们，为城市物质文明建设奉献了自己的全部甚至是生命，然而“城市因现代化的发展壮大需要他们的同时，却又以鄙弃的方式拒绝他们”。在理性规训和充溢着激情的时代里，农民工们显得是多余的，不为社会所需；即使在情感和爱情生活中，长年离家在城打工的他们也“体验了一种情感爱情世界的零余者处境”，“不能拥有感情同时也不能被感情拥有”。在情感性生活处于饥渴状态时，他们选择的是五块钱一次的“大众录像厅”、“穷鬼大乐园的舞厅”等。唯独在这些场所，他们可以找回缺失的情感，找回已丢失在城市中的乡村男性优势身份。然而，“大众录像厅”、“穷鬼大乐园”、露天广场等是在城市经济物质快速发展和精神文化大幅度提高的背景下所构筑的现实生活中的休闲娱乐空间，既是可以满足弥补精神空虚文化饥渴的视觉需求的物理空间，也是一个可以读解的“符号文本”。

　　
　　这个“符号文本”最大的特征就是象征性和表征性，既通过娱乐空间的选择和休闲方式来表现个体的身份地位和社会认同。休闲娱乐者除缓解疲劳，解决生理需求以外，这个空间所象征和代表的社会地位、档次、品味、身份级别，即这个空间所代表的“内涵”或“区隔素”在出入这个场域的个人身上体现出来了。经济资本匮乏，文化品味低下庸俗的农民工们，自由闲暇时间受到限制，他们需要在“大众录像厅”、民工舞厅、露天广场等地方来掩饰自己的窘迫，寻求自我。在这里，人与人之间不必互道姓名，人人平等、没有嫉妒、没有猜疑、没有压迫。在昏暗颓废的空间里，大家都带着面具自由疯狂地舞动肢体，不再受到外在经济物质生活的束缚，也不必受到内心精神与智力的控制。庸俗的品味，廉价的消费满足了他们生理所需，释放了被压抑的感性，同时也是与城市中有钱有闲的上层人士相区隔的符号特征。奔波于“果腹线”上，为日常生活需要所束缚的底层农民工们根本没钱、没闲、也没有奢侈优裕的心态去追求咀嚼超出实用性目的的怡情养性的象征性消费。这些廉价的娱乐场所正是农民工们自我建构和社会身份认同的符号性区隔空间。只有经济匮乏，品味低下的农民工们才会出入这些娱乐空间寻求自我，展示个性，逃避逼仄的现实。

　　
　　偶有像刘高兴（《高兴》）一样的个别农民工有着区别于其他农民工的高雅文化品味，随身携带一管箫进城。箫声伴随着他在城拾捡垃圾生活的起与落、乐与悲。虽然在城市靠最“低等”的捡垃圾营生，但他在工作之余仍不忘以箫声来弥补自我精神的空虚，抒发情感，建构城市人身份，实现自我主体的身份认同。寄居于城市的捡破烂群体，无法用自己的行动和声音来希求城市的认同，建构自我主体。不管刘高兴吹箫是因没收到破烂在路边休息时即兴所为，还是“传递着”他的“得意和向往”的内心抒发，在外人眼里只是为他的“农民工”身份增添了一份神秘的色彩而已，始终不能退离越境迁移中随身携带的农民身份的外衣。刘高兴的自娱自乐的箫声吹响了一代农民工在城的生活遭际和梦想的矛盾心声，是对城市意识形态规约的“有声”无力的抗拒，唱响了农民工们在城市中身份建构的无奈与辛酸。

　　
　　资本极度欠缺的刘高兴、五富、鞠福生等农民工们，日益为生活所迫偶有“天外神力”促使他们有勇气像城市有钱有闲人士一样走向“芙蓉园”（《高兴》）门口，却为50块钱的门票吓得拔腿就跑，只能在外面猜测园内的情景。这张50块钱的门票成了经济匮乏的农民工与城市人区隔的符码，是城市对农民工这一群体的接纳与摒弃的分界线。城市的物质文明建设需要他们建筑高楼大厦，清理垃圾，繁荣多元化经济；同时被贴上肮脏、卑鄙、庸俗等标签的农民工们又遭到精神文明建设的拒绝。“清水出芙蓉”或许是公园名字的来由，是城市人自我身份认同的标签之一。来自落后贫穷的乡村的农民工们自小就在“污水”中浸染，移植到城市后一身污秽会玷污清水一样的“芙蓉”？此时，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和城市不仅只是地域空间和社会形态的区别，而且是文化观念和人生价值观的差异。从乡村进入到城市的农民工们在直面异于传统农耕文明的现代城市文明时自感限于现代化建设的“瓶颈”，限于自我身份认同的困惑与“错位”。他们在试图抛弃乡村传统文明追随现代都市文明的选择中，遭遇了自我身份认同与社会身份认同的矛盾冲突。刘高兴、鞠福生等农民工们效仿着城市人休闲娱乐的消费时尚，“玩”得要潇洒有风度的自我城市人认同，而昂贵的消费代价消解了他们在城市中已“确立”的心中的城市人身份，他们始终是以“他者”身份生活在现代化城市中。

　　
　　如果说低廉颓废的娱乐场所与休闲方式是农民工主体身份认同和社会认同的符号性标志，那么咖啡厅、蹦迪场所（《吉宽的马车》），老齐茶馆（《我叫刘跃进》），“小上海”度假村（《明慧的圣诞》）等场所就是城市人优势身份确认的表征。经济资本雄厚、文化资本丰蕴的城市白领人士或达官权贵们，进咖啡厅、蹦迪、出入高档的茶馆、逛门票昂贵的公园或度假村等是他们优雅生活方式的体现，是对长久以来约定俗成的围聚聊天、看电视等传统休闲方式的背离，是对乡村传统文明和文化形态的摒弃，也是城市人对美好生活追求的一种价值观体现以及自我优越身份的彰显或炫耀。宁静（《吉宽的马车》）、老蔺（《我叫刘跃进》）、李羊群（《明慧的圣诞》）等白领人士或达官权贵们在追求出手阔绰的外在性物质需求时，展现自己的个性魅力、典雅的文化品味以及优越的身份地位等也是他们所竭力追求的。因而，通过优雅含蓄的休闲方式与出入华贵尊荣的娱乐场所，确立自己品味高雅、权高位重的成功者形象，彰显自我身份地位的优越性。

　　
　　包亚明在《游荡者的权力》中说到：“每一种趣味都聚集和分割着人群，趣味是与一个特定阶级存在条件相联系的规定性的产物，聚集着所有那些都是相同条件的产物的人，并把他们与其他人区分开来。”咖啡厅、高档茶馆、“小上海”度假村等是聚集着有着高雅文化性情、追求自由趣味的城市上层人士的休闲娱乐场所。在安静悠闲的高档茶馆、浪漫典雅的咖啡室或气势恢宏价格昂贵的“小上海”度假村里，既没有工作生活的压力与困扰，也没有权力位置争夺的焦心，老蔺、宁静、李羊群等有钱有闲的城市人可以细细地品尝生活艺术，规划完美的人生，同时无形中又成了区别于他人，区别于农民工的自我身份强化的符码。

　　
　　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现代化都市中，人们工作职业的种类区别着人，区别着人们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地位，同时，休闲活动、娱乐空间也越来越成为人们用作衡量个人社会地位、身份地位价值和名誉价值的识别标志。与处于城市底层的农民工收入水平和文化水平相吻合，他们休闲娱乐方式和娱乐空间的特征主要表现为粗俗、猥琐、颓废；而高收入人群的白领人士或权贵们的休闲方式和观念主要表现为高档化、精品化、个性化、典雅化。

　　
　　总之，农民工和城市人都希冀通过“种种规训”只是“展开恶斗的一个幻影”的娱乐空间和休闲消费来舒展被压抑的个性，释放现代快节奏的工作生活所带来的身心疲惫，展示个性，表现自我，建构身份。然而，刘高兴、鞠福生、国瑞等农民工的城市人身份的自我认同只有在这种“麻醉自我的‘幻觉场景’”里才能实现，才能接近自己的“梦中天堂”和城市精神家园；一旦走出这些场所，从这种种娱乐方式中剥离出来之后，“他者”地位的摆脱，权力控制的逃离等都成了梦中“幻影”，继续以“外来者”身份“悬浮”于乡村与城市。无疑，农民工从乡村走进城市使得其身份建构陷入了困境，因为城市身份认同在理念和心理上获得认可与在现代化社会语境中获得社会认同并得以实施是相冲突的。在传统农耕文明和现代都市文明的矛盾冲突的背景下，他们进城打工涉及的个人主体身份的建构与确认，面临着危机，陷入了困境。文化资本贫乏，品味低下的他们所选择的休闲娱乐方式和空间建构着其在城市大场域中的“他者”地位和尴尬的“农民工”身份。

　　
　　纵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工题材的小说，我们可以见证他们从乡村迁移到城市，改变的只是其生存谋生的地理空间而已，渗透进他们骨子里的如影随形的农耕文明、乡村风俗在遭遇现代都市文明的侵袭与排斥下，他们只是城市中“在场的失踪者”，身处城市却无法得到城市的认同，身份悬浮于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的融合与排斥的进程中。文化资本处于缺席状态的农民工们所选择的廉价昏暗颓废的娱乐方式和空间对应着优雅的咖啡厅，凝重含蓄的茶馆，美丽玄幻的“芙蓉园”等，也是农民工们“悬置”的身份对应于城市人优势地位和身份的体现或象征。城市的“闯入者”，从乡村来到城市幻想着能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扎根于城市的土壤；然而在物质横流、灯光阑珊、车水马龙的现代化都市却没有真正的归属感，迷失了自我。正如西美尔所说，“人们在任何地方都感觉不到在大都市人群里感到的孤立和迷失”。他们从乡村到城市只是身体的空间挪移，是浮动在复杂而缤纷的现代都市上空的一朵朵“云彩”。在这一变化了的空间维度里，休闲娱乐方式和空间的不同区隔了农民工和城市人，展现了农民工们所遭遇到的身份“悬浮”感的无奈与幻灭，也可以窥见到进城打工的乡下人精神情感的焦虑与矛盾。